作为人类最早驯化的家畜，的存在和进化都与人类文明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于它，人们不仅用精美的艺术作品加以歌颂，而且还视其为最忠实的守护神，更是十二生肖中的重要一员……

  作为十二生肖中的一员，狗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始终有着很高的地位。这一点从中国不断出土的考古发现中可见一斑。

   人类史上最亲密的伙伴

  四年前，考古工作者在河南洛阳市中心城区发现了举世震惊的东周天子驾六车马坑。它的发掘解决了自汉代以来关于夏商周三代“天子驾六马”还是“天子驾四马”的争论，说明至少在东周时期“天子驾六马”是存在的。不过，车马坑里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其中7只殉葬狩猎犬的伤感故事。

    让我们回到东周时期，那时的贵族们喜欢驾马驱车去狩猎，狗则是必不可少的伙伴。这个车马坑的主人是东周25位天子中的一个，他生前酷爱狩猎游玩。发掘时人们发现，这个车马坑中有7只狗，其中6只出现在最北面的马车车轮下。专家们分析，这些狗是被绑缚在车上活埋的。填土时，惊恐万状的小狗们纷纷躲藏在车轮下，结果当车兜压塌后，那6只小也都被压死在车兜里。而只有一只小狗的位置十分奇特，它出现在马坑的半中腰，伴随它的是一块卵石。也就是说，这只小狗当时挣脱了绳索向坑外爬，就在距离逃生仅一步之遥时，被人发现了，一块卵石击中头部，中断了小狗的逃生，也结束了它的生命。厚厚的黄土掩埋了这一切，托举着这个小生命悬停在马坑的边缘。

  这些小狗虽不是宠物，而是主人的狩猎犬，曾伴随在主人的车前马后，叱咤风云，扬威猎场，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怎么到最后却成了殉葬品？也许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让心爱的猎犬为自己殉葬，就是给爱犬最高的荣誉了。

　其实，狗是人类最早驯养的动物之一，这一点毋庸置疑。它被驯化的年代大约在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期。在西安半坡文化遗址的先民生活区中，曾发现为数众多的狗的骨骼。此外，甘肃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文化遗址出土的彩陶壶上，也发现了4只家犬的形象，而且都描绘得生动可爱。这都说明，当时人与狗之间的关系相当明确，狗已经成为人类的亲密伙伴。

  在中国，从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已不断有关于狗的发现。例如在距今7000～6500年前的浙江余姚县河姆渡遗址，发现有狗的骨架；在河北省武安县距今7000年前的磁山遗址，发现有头骨的前半部和下颌骨，从其构造上来看，无疑属于驯养成熟的狗，与它的祖先--狼相比，差异甚大。

    最令人期待的是，在中国吉林榆树县周家油坊等地层中，即旧石器时代的更新世晚期，约在公元前2.6万～公元前1万年，发现了大量哺乳类化石，除人类的化石之外，出现了家狗的头骨“半化石”。虽然有人认为它属于更新世动物化石，但更多的专家则认为它们是全新世或现代动物的遗骸。这类旧石器时代的家狗遗骸，可以表明中国东北地区的居民已开始将狗家化。也就是说，东北家狗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已经出现，时间大约在公元前1万年以前。中国东北的原初人类是蒙古通古斯族，因此有理由认为，东胡、戎、狄、肃慎的先民，首先驯养了狗，其中狗戎就是有名的养狗氏族。

  由此可见，东北和蒙古是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早、中期的家狗驯化的中心。除此之外，在河南安阳、河北磁山、陕西西安半坡、山东大汶口、江苏常州等地均发掘到全新世后期家狗的骨骼化石，由此可以肯定，中国是家化狗的中心之一。另外，内蒙古阴山岩画中出现了狩猎犬，也就是说，大约在新石器时代的中期和晚期，狗已成为人们的家畜和得力的助手。

  放眼世界，其他国家的考古资料也表明，狗很早就与人类文明相伴而行了：伊拉克贾尔木早期的村庄，公元前7000～公元前6500年的遗址中发现有狗的骨骼；土耳其凯奥努遗址的狗，被测定为公元前7000年；大约与此同时，欧洲也有了家狗，在丹麦中石器时代的马格勒莫斯文化层中有狗的发现；公元前7500年英国约克郡的斯塔尔加尔中石器时代遗址中也发现了狗。此外曾有人公布过，在美国爱荷达地方的洞穴中，曾发现公元前9500～公元前8400年狗的骨骼，但目前学术界对此还有争议，尚难定论。

驯化之谜：男人抑或女人的功劳？

  人类驯化动物是出于发展的需要，将野生动物驯化为家畜，是人类发展阶段一个十分重要的标志。随后，人类才能从散居、狩猎转变到聚居、耕作，通过耕种和饲养牲畜提供稳定的食物来源，从而进入农业社会。动物的家化和驯养，使人类文明进入畜牧时代，其作用不亚于火的使用。

    考古学家通常认为，在马、牛、羊、鸡、、猪这六畜中，以狗驯养的历史最为悠久，其驯养历史约有1万多年。据推测，从狗的作用上来看，最初驯化的狗可以帮助狩猎、交通、看家，随后，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狗又逐渐被驯化出许多其他功能。

  由狼或野狗驯化成为真正的家狗，首先要改变它们的“野性”，这绝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这个驯化过程可能是不同时期里一个持续的过程。除了家狗品种之间的杂交之外，无论是由狼直接驯化成家狗，或者从野狗驯养成家狗，都有一个从野生到家养的过程。

  有趣的是，专家们至今仍然为一个问题大伤脑筋，这就是：驯养家狗这个伟大的功绩应归功于当时的女人还是男人？

    持前一种意见的人向我们讲述的故事是：狼或野狗与人类初次相遇，或者在野外被猎，或因偷食被捕，结果大狼和大狗成了人类的美餐，幼狼和幼狗成了俘虏，并被带回原始村落关养起来。待它们长大了，部分将作为食物被杀掉，而另一部分幼狼和幼狗主要在妇女和孩子们的喂养下慢慢长大，平时还与孩子们嬉耍。到了发情交配时期，有的狼或仍会跑到野外物色配偶，交配期过后又会乖乖地回来；有的狼或狗则在被俘虏的同伴中找“对象”，繁殖出后代。这样代代相传，就逐渐豢养成了家狗。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虽然说所有动物的驯养似乎都是妇女的功劳，但只有狗是男子所驯养的。在当时，男人们出猎时常有野狗跟在后面，因为他们也猎食动物的肉类。当兽类被猎人打伤时，野狗要追食，人将它赶开，将所要的那部分拾起来，不要的就给狗吃。久而久之，猎人与野狗之间渐渐熟悉并建立了感情，愿意互相帮助。有的野狗特别勇敢、灵敏而且喜欢接近人类，它们就常常在夜晚走近人的住所，驯熟无猜之后，就和人类住在一起，而不再四处乱跑，因而成为家畜了。

    由于年代久远，这些只是人们的想象和推测而已。不过，自从狗参与人类活动，成了“沉默的朋友”之后，人们发现它嗅觉灵敏，忠实勇敢，具有追踪、防御、善战、助猎等能力，于是才开始有意识、有目的地驯养，带领它们出去狩猎，利用它们看家，训练它们当“检验员”和表演......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生产的发展，狗的品种越来越多，的用途也越来越广泛。经过人类长期不懈的观察、选择、改良、驯养和训练，才驯化培育出各种具有不同特征、品质和功能的家狗。

忠诚与奴相：哪一个更主流？

    正因为在长期驯化的过程中，人类对狗倾注了大量的精力与时间，使得人们对于狗有着特殊的感情。它始终是人们身边一位沉默的跟随者，默默无闻，但总是能出现在人最需要它的地方。对于人类，它以忠诚甚至奴相来回报。它是地地道道的“忠臣”，绝不背叛主子，自古就有忠诚的美名。古代对于狗的评价，以“义犬说”影响最大，屡有义犬救主、义犬伸冤、义犬报恩等传奇故事见诸文学作品与民间传说。

  《续搜神记》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晋代有个姓杨的后生，养了一条狗，他与这狗出入相随，形影不离。一次，他喝醉了酒，路过一片沼泽地，躺到草地上就睡着了。时逢野火燎原，风势正盛。惊恐大叫，可是这后生酣睡不起。狗情急生智，跳到了水里，带上一身水，洒在了后生所卧的草地上。这样反复多次，周围的草变得湿漉漉，这后生也避免了一场灾祸，而狗却因之累死了。

   唐人《集异记》亦云：有个叫柳超的朝官，因犯了王法，被贬到江水，随从只有二奴一狗。两个奴才图谋不轨，想谋害主人，窃资逃走。狗得知内情，便咬死了两个奴才，保全了主人。

     在满族的传说中，狗是少年努尔哈赤的救命恩人：明军追杀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又饥又渴，昏倒在草野。明军放火想烧死他，而狗却蘸水灭了火，救了努尔哈赤。《晋书·陆机传》载：陆机羁寓京师，与家人久无书信来往，他思家心切，请求自己驯养的一条名叫黄耳的狗帮忙。狗摇尾允肯，遂修书系于狗项。狗寻路南走，将书信送回家，随后又带回了家里的消息。

     类似的故事不胜枚举。从这些记载者与传说者那欣赏的笔触中，我们看到了人们对品格的褒扬。中国人喜欢狗，就是喜欢狗的这种品格。宋朝李至的《呈修史钱侍郎桃花犬歌》说得很明白：“宫中有犬桃花名，绛缯围颈悬金铃。先皇为爱驯且异，指顾之间知上意……”在皇帝眼里，这条皇家花犬简直比大忠臣还要忠诚。

     对自己忠诚的狗，谁都会欣赏。如果这个忠诚对象换做了别人甚至是自己的敌人，狗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就改变了。人们通常会对自家的“狗”宠爱有加，对别家的“狗”则讨厌无比。于是，“走狗”、“看门狗”或“狗腿子”成了送给某些人的“帽子”，更有甚者，谩骂之言也与狗发生了关系，诸如“狗娘养的”、“狗头军师”、“狗血喷头”、“狗仗人势”、“狗屁不通”、“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等。在这里，狗的忠诚变成了奴相，为人所鄙视。

   不过，这并没有影响民间百姓对狗的宠爱。男孩子以狗为乳名者颇多，如狗剩、狗娃、狗蛋之类，汉代大文学家司马相如的小名即叫“犬子”，古人有时也谦称自己的儿子为“犬子”。那么，古人为什么要用犬名?为何谦称“犬子”？其实在这一极普通的民俗中，蕴含着原始图腾的意味。从前生育成活率低下，孩子夭折者甚多，故以犬名“利于成长”。原始人为了获得图腾神的保护，往往利用文身、头饰、衣着等手段，把自己打扮成图腾物的模样，以求获得图腾神的认可。取名犬子，无疑与此同出一辙。

   在世界各地，狗的忠诚赢得了人们广泛的尊敬。一则犹太神话故事告诉我们：牧羊犬看见蛇在牧羊人食物中下毒，便发出吠叫警告，但牧羊人并没有意识到，欲拿起食物吃。犬为救助牧羊人，抢先吞下食物中毒而死。为了表示感谢，牧羊人给犬建立了一座墓碑。

     为纪念义犬而修建墓碑之类的建筑物，这似乎是许多国家通用的做法。比如说贵族宠物犬死后，时常能得到主人为其立碑的待遇。在一些国家，有许多宠物墓地，表达了主人对宠物的一片深情。

       民间艺术里的可爱化身

   对于务实而又心灵手巧的中国人来说，用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形式，将忠诚的朋友——狗留在记忆里，无疑是一种更好的选择。与西方人修建墓碑相比，这自然更符合东方人的逻辑思维。

     尽管对于狗的奴相人们颇有微词，但是在民间美术作品中，大多从正面角度给予充分肯定，甚至是赞美。

     在各种材料、各种方法创作的民间工艺美术作品中，许多都能见到狗的形象。例如木版年画、剪纸、雕刻、泥塑、刺绣以及陶瓷器皿的装饰纹样、民居建筑的装饰纹样中，都曾出现过狗。其频繁出现的原因，自然在于狗与人的关系比其他家畜更为密切。

     有关“盘瓠”的传说，更说明人对狗的重视。帝喾高辛氏受到戎吴的侵犯时，悬赏征集勇将，能取戎吴首领首级者，将以小女妻之。不想，却有一条五色斑斓的巨犬“盘瓠”，首先取到戎吴首级。高辛氏小女挺身践约，嫁给了盘瓠。从此，繁衍生息，家族兴旺。这一传说，至今仍在畲、瑶、苗、黎等少数民族地区流传。

     河南省淮阳县城以北有“伏羲太昊陵”。附近的村庄流传着伏羲即是盘瓠的传说，证据是，伏羲的伏字就是人旁加一“犬”字。直到今天，太昊陵周围的村庄仍然生产一种名为“陵狗”的泥玩具，又叫“泥泥”。它通体乌黑，彩绘纹饰，造型奇特，风格古奥。其实，这些泥玩具的造型并不都是狗，最多的倒是猴，民间却一律称之为“狗”。这种现象与伏羲就是盘瓠的传说不无关系。这些传说反映了上古时代可能存在着以狗为图腾的部落。

    狗受到如此重视、如此喜爱，自然在美术作品中成了反复表现的对象。武强木版年画中有一幅《义犬救主》，画中题字曰：“杨升醉卧在松阴，牧童烧荒火近身，黄犬湿草救主意，传流万代古至今。”画中正有一条小狗自水边奔向醉卧的杨升。这张年画的内容即源自“义犬冢”。原作中的主人叫杨生，木板年画中改为杨升。

    出土于河南新乡百泉镇的汉代陶狗，造型十分精准，甚至连狗身上的肌肉结构都分明可见，说明当时的作者对狗的形态已经有了深入研究。唐代邛窑以出产小型陶瓷动物著称，也制作过狗。这种狗取坐势，前腿稍长，颈项也长，形似一个跪姿而昂首的人。把狗做成人形，作者一定对狗产生了独特的认识。

    不论是凤翔的彩绘泥塑，还是山东的彩绘陶狗，都保持着靓丽美好的风格，十分可爱。北京已故著名泥塑艺人韩增启曾经塑造过一对彩绘泥塑叭狗，黄绿彩绘，黑眼白框，神态憨拙质朴，确是宠物风范。甘肃环县皮影造型中有一只“天”，跟随二郎神杨戢左右，转战云天。其造型修长劲秀，表现出敏捷机警的特质。蔚县窗花中的狗无疑经过了美化处理，色泽已完全脱离了现实局限，尽可能用鲜艳靓丽的颜色把狗表现得美好而生动。

      另有一位收藏家郑作良，藏有一组黑陶狗，共5件，经专家鉴定为战国时期随葬品。黑色陶器在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中常有发现，陶胎较薄，表面光亮漆黑，最薄的黑陶有“蛋壳陶”之称。5件黑陶狗中，最为独特的是仰犬，它仰首曲脖与前低后高的姿态，犹如商周时期青铜器上的龙纹。从侧面观察，狗的造型与龙的造型非常相似，加上身上采用了圆形的鳞纹，更有了龙的意象。其他4件分别为卧犬、蹲犬、回头犬、人形犬，每件风采姿态各异，件件栩栩如生，造型古朴凶悍，没有一件类同重复，充分体现了古代能工巧匠的高超技艺与丰富想象力，是研究民俗、陶艺、人文的珍贵文物。

     石狗守护神的美丽传说

    如果说一件件精彩的美术作品寄托了人们对狗的赞美与赏识，那么，雷州半岛的石狗不仅是古拙粗犷的雕刻艺术品，更已成为当地人心中的守护神。雷州人把狗雕成偶像，作为神来崇敬、奉祀，可谓举世无双。其历史之长、数量之多、形态之美、规范之大、布置之广，让人称奇，引人感叹……